上个世纪60、70年代，随着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美国民众不再容忍基于传统伦理对性行为进行的法律限制。

因此，以公共利益是非人格化为由，从而否定危害结果是必备要件的认识，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譬如，上述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3条第3项和第4项规定[33]以及奥地利《行政罚法》第8条规定等等。

学者们认为，危害结果并不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必备要件，理由有三：（1）行政处罚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宗旨的，而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均是非人格化的，对其危害往往不直接发生实际后果。相反，结果无价值论者认为，如果行为是违法的，但如果没有造成危害结果，便无需受惩罚。[29]简言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是指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中规定违法行为特征的各种条款。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政处罚活动中，大部分案件的定夺都需要借助危险的概念，这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较多体现为行为犯或举动犯的特性存有很大关系。[8] 可见，历史上，损害结果曾经是划分自然犯与行政犯的标准之一，而这直接影响到了危害结果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的功能与地位。

总而言之，危害结果实际上包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危害结果和危险两种类型，可分为可能的危害结果和实际的危害结果两个发展阶段。譬如，可以做如下两方面规定：（1）违法行为为未遂者，其处罚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2.《网络安全法》的体系限定 《网络安全法》采取了总则加具体章节的结构，除了第一条和第二条（目的条款和调整对象条款）之外，第三条以下均为原则表述或概括性规定。

2０17年12月2７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发布了我国首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确立了总体目标、原则和战略任务。例如，可以更多引入责任减轻等激励机制来支持企业自觉加入安全信息共享、应急响应，或者投入更多成本研发和应用网络安全技术、提升网络安全管理水平。第十三条规定：国家支持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依法惩治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第三八条）（9）国家网信部门还应统筹协调其他安全保护措施，包括抽查检测、定期组织进行网络安全应急演练、促进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对网络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与网络功能的恢复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4.国际合作治理 目标在于推动构建一个和平、开放、安全的国际网络空间。我国《网络安全法》赋予的此类权力，包括：（1）国家具有基于促进和支持网络安全需要的标准化的权力。

我国《网络安全法》赋予国家在此事项保障运行安全的强大权力或职责。网络安全存在数据安全的升级问题，网络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发展属性的概念，其中数据安全成为当前网络安全规制与重点关注的新代际问题。比较起来，其他国家网络安全法关于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没有采用广义的网络信息安全概念，而是以个人信息保护为重点，对于我们所谓的禁止信息问题，根据其涉及的网络言论、商业经营权等问题，认为通常只需要纳入一般法律框架处理即可，而不需要特别监管。例如，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上，就规定要促进有关部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网络安全服务机构等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符合网络技术架构特点的设计，也是全球普遍的做法。

在这种背景下，主张通过专门的网络安全立法，确立国家和政府主导的管制体系以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观点，逐渐占据上风。省级以上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发现风险或发生事故时，还可以约谈运营负责人和责令整改。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关于网络主权安全的意识。同时，《网络安全法》基于网络活动和行为多主体的复杂性，还从增进管制效率出发，确立了网络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网络安全的保障义务。

《网络安全法》在第五条原则宣示了这种立场及其目的所在：国家采取措施，监测、防御、处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免受攻击、侵入、干扰和破坏，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秩序。其二，信息化发展离不开网络安全保障，网络安全问题是信息化发展中的基础保障问题，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安全促安全。

这部立法确立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强大的国家网络安全管制框架，因此也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密切关注。经国务院决定或批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基于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需要，可以在特定区域对网络通讯采取限制等临时措施，这相当于一种准司法权力。

欧盟在2016年7月6日由议会正式通过了《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8月8日正式生效，责令欧盟国家必须在此后21个月内转化为国内法，并确立了多项制度，包括：实行网络与信息安全国家战略管理、增强欧盟国家间网络安全战略合作与跨境协作、建立计算机安全事件响应团队，并建立欧盟合作网络、区分基本服务运营者和数字服务提供者分别赋予的不同监管义务（前者为重监管，后者为轻监管）、针对不同主体建立不同程度的网络安全事件报告制度、鼓励产业发展并将小微企业排除监管之外等。其次，规定用户享有多项特殊保障权利，包括删除和更正权。人们虽然相信网络安全重要，但是对于是否需要专门赋予政府一套网络安全管制权力，却一直存在疑虑，担心一旦允许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名建立专门的管制，把握不好可能会变成一种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任性管理。网络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对网络的攻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使网络处于稳定可靠运行的状态，以及保障网络数据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的能力。政治安全针对网络渗透，经济安全针对网络攻击，文化安全针对网络有害信息，社会安全针对网络恐怖和违法贩子，国际安全指网络空间的国际竞争。所以，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成为必要，不仅是为了平衡好网络空间中各国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合作创造和保障安全的共同网络环境。

所以，它从目的上说，直接服务于保障网络安全，该法中的那些规范特别是管制规范，应当限于这个目的事项本身而加以适用。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强监管法律，从合理而有效实施的角度而言，必须特别注意其实施中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其中国家管制权力的界限问题。

其体系架构，在原则上体现为一种由复杂原则组合指导的特点，但格外强调国家管理的本位性和直接性。例如，网络安全应该包括网络物理安全和信息安全两个方面。

所以，在我国网络安全中，很注重一般安全和网络主权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的区分，网络空间安全成为我国主权安全观念的新领域，也是我国国际关系观念的新领域。第一部分是用户信息安全保障，第二部分是禁止信息管制保障。

（三）网络安全管制的技术限制 网络技术架构和组织架构的限制，是一种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限定，但是最容易被忽略。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许多网络政治家和产业代表根本不信任通过简单推行政府管制就可以产生管制作用，从网络是一种特殊架构的角度，他们更加相信只有那些写出或者采用锲入代码的网络机构本身心甘情愿配合网络安全才能真正达成网络安全保障的效果，所以设计有效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不能忽视网络技术架构的存在，否则规则不仅无益而且还导致不必要的负担。这种国家依法具有的可以采取促进和支持措施的权力，观念上其实可以归属于战略权力的层次，是与战略贯彻直接相关的一类重大权力。广义的信息安全既有网络的运行安全（防止入侵），也有信息本身的安全（信息加密等），也间接包括构成网络的设备本身的安全。

不得非法出售或提供个人信息。这些，使得网络安全事件的破坏性和威胁程度更加严重，网络安全建设的基础性、保障性更加凸显。

即原则构成法律体系中的内在价值体系，对于法律外在体系具有限制功能。2.战略管理与一般管理结合 《网络安全法》引入了网络安全的战略管理体制，应对网络安全治理需求。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对于国外特别关注的电信领域用户通信自由和秘密安全特殊保护问题尚未足够关注，期望在接下来的电信立法中得到关注和改进。最终支持加强政府管制的观点，在世界范围推动了一轮网络安全立法，主要网络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欧盟等，2014年之后纷纷做出立法决断，纷纷出台专门的网络安全法，尽管架构和范围不尽相同，但都呈现了一种强化政府管制权力的趋势。

（三）《网络安全法》管制的架构事项 《网络安全法》在管制事项上布局绵密，建立了丰富的管制渠道，授予政府和有关方面广泛而刚性的权力，构成了一个形式庞大的权力集群。我国《网络安全法》第四章，总体上可以区分两项监管事项。第四十六条规定禁止设立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组群，禁止利用网络发布涉及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例如，来自美国网络信息技术机构的代表和网络政治家就激烈反对政府管制论，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Haris Miler、TechNet的总裁 Rick White等呼吁，在所谓网络安全问题上，过多的政府规制会对网络企业通过革新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带来阻碍或限制，或者影响其灵活性。

体现为通过网络安全的标准化建设，促进网络安全。3.网络一般运行的安全保障 《网络安全法》第3章第1节规范网络一般运行安全，赋予了国家相关的网络运行安全保障权力。

因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相关规范，以求更加基础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好立法赋予的国家管制内涵和界限，便于下一步更好地组织好这部法律的实施。原则在制定法的体系之中，是用来概括或构筑法律基本价值的，其本身不能直接援引作为管制授权基础，但是应当作为具体规范包括管制规范的体系限定基础。

（第三十四条）（5）实行国家安全审查。对于境外来源应当通知有关机构通过技术等必要措施阻断传播。